曾记那年九月九,是毛主席,挽救了秋收起义这支革命队伍

熟悉毛主席诗词的同仁一定知道,毛主席有一首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。诗词本身没有太多可说的,其记录的历史事件秋收起义却意义重大。

作为1927年中共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,秋收起义既不像南昌起义那样,兴兵数万声势浩大;也不像广州起义那样,发难于中心城市建立苏维埃政府震动四方。事实上,秋收起义军成分来源复杂,内部极不团结,大部分时间辗转于荒郊野地,县城都没打下几座,就在二三流敌人反扑下匆匆败走穷乡僻壤。但是,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,这支很快就失败的起义军却在艰难困苦中茁壮成长,最后成长为威震天下的解放军。这都是因为一个人,毛主席。

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军事统帅——第4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,正率主力在湖北安徽与南京国民政府军对峙,只有第8军第1师张国威部留守湖南,实际投入镇压起义的正规军满打满算也就两个团,剩下的都是靖卫团之类地主武装,而这些人也没感觉秋收起义有多了不得,觉得无非是当时常见的兵变加民变。

他们当然错了。

一、缘起

与南昌广州不同,秋收起义在筹划阶段就带有非常浓厚的个人色彩,甚至可以说是在毛主席个人强力推动下才成为现实。

1927年8月7日,南昌城头硝烟未散,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,商讨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下一步方针政策。鉴于国民党不想“有话好好说”,而是挥动屠刀全面“清党”,妥协已不再可能,只能举枪坚决怼回去,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。只是说怎么怼,从哪里开始怼,与会诸公大多一脑袋浆糊——南昌起义虽已打响,但以当时通讯条件,中央根本不知道起义军走到哪里是否遭到挫折。

就在这次会上,毛主席提出了秋收起义计划。虽然有些领导觉得这不符合苏俄中心城市革命经验,但一时也没有可以马上实施的更好计划,于是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同意了毛主席的计划,任命他担任中央特派员,回湖南改组湖南省委,并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。

毛主席回到长沙,主持召开了湖南省委会议,改组湖南省委,以彭公达担任书记。会上定下了秋收起义详细计划:决定组成起义最高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,毛主席担任书记,到湘东靠前指挥部署,整合滞留在湘赣边的安源路矿工人武装和平江浏阳农民武装,于9月9日发动起义,西进夺取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平江、浏阳,然后会攻长沙。彭公达留在长沙,居中协调,待起义军接近,于9月15日发起城市暴动接应。

大致在8月30日前后,毛主席出发前往江西省安源(今萍乡市安源区,当时南方最大煤矿,产业工人聚集地)。.

秋收起义进入倒计时。

二、牌面

秋收起义是毛主席第一次从事军事工作,他初出茅庐就是一方统帅。是统帅,不是战将,整个秋收起义,大大小小各种事务,最后汇总到他面前,由他拍板下决心。这不是轻松的活计,人没有什么生而知之,哪怕他天纵英才,没有实践经验做起来难免要手忙脚乱。

按照湖南省委最初部署,准备参加秋收起义的湘赣边武装力量主要有三支:

1、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及矿警队,大约一千三四百人,装备尚可,大约一半人员装备枪械。当时中共普遍认为工人纪律性强,该部战斗力当为最强。

2、浏阳农民义勇军苏先骏部(黄埔四期),约七八百人,只有少量枪支,主要装备梭镖长矛。该部为许克祥“马日事变”时围攻长沙农军一部,因湖南土豪劣绅反攻倒算,被迫撤至湘赣边,暂在江西省铜鼓县一带活动。

3、平江农民义勇军余贲民部,约五六百人,装备与浏阳农军相仿。该部也是围长沙诸部之一, 中央曾计划将两部合编为20军独立团参加南昌起义。但苏余二人不和,行动迟缓没能赶上,此后余贲民与苏先骏闹翻,离开铜鼓转到江西省修水县。

此外还有些零散农民武装,但规模更小,更不足论。

毛主席所能掌握的情况也差不多,也就知道这些武装的大致规模,至于说准确人数、武备情况、战斗力等,他同样一头雾水。

毛主席当然知道这种将不知兵、兵不知将的情况不行,但此时已是箭在弦上,只能赶鸭子上架了。

一定有人说,你是不是漏了什么?恭喜您,说对了,晚上加个鸡腿!

秋收起义最最重要的一支武装,绝对主力,工农革命军一师一团,即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卢德铭部(也记作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,以下简称警卫团),该部系“铁军”支脉,以大名鼎鼎的叶挺独立团部分军官和新兵为骨干编成,兵力一千余人,装备精良很有战斗力。

为什么前面没有提呢?因为警卫团最初不在秋收起义计划中。

由警卫团番号可以联想到,该部也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,因起义军撤得太快没能赶上,西撤滞留修水一带。以当时的通讯条件,中央没掌握该部动态——直到卢德铭团长(黄埔二期)亲自离队赶赴武汉找到向警予才重新接上线;中央尚且如此,湖南省委更是两眼一抹黑,自然不会把他们列入计划。

毛主席迫切需要正规军担任中坚力量——他在起义筹划阶段向中央提出《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》,要求中央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一两个团到湖南汝城(湘赣粤交界)接应秋收起义。而他去前方第一站是他在那里领导过工人运动的安源,可见他出发前根本不知道警卫团的存在。

三、内忧

照毛主席出发前的估计,能用得上的武装也就三千上下人马,千把条枪,前景堪忧。

不料到达安源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,情况比他预计好很多,江西安福、莲花、永新三县农民自卫军(以下简称三县自卫军)已经汇集到安源,而且从湘东特委了解到修水竟然还有一团正规军可用!

重新拨拉一下实力,可用兵力一下子增长到五千余人两千余枪,比预估强了一倍有余!

但是做事不见得是人越多越好。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于是各种内斗滋生暗长。

先看起义核心力量警卫团:

(卢德铭)

该部团长是卢德铭,而到起义时卢团长升任工农革命军(以下简称革命军)总指挥,下辖第一军第一师,师长是原副团长兼一营长余洒度(也有资料说是三营长,黄埔二期)。

这本来没什么,升官谁不高兴呢?问题是革命军下属就一个师,所有部队都属于一师序列,卢德铭这个总指挥根本是空头司令。

为什么要搞这种叠床架屋的花架子呢?原因是警卫团没赶上南昌起义,卢德铭回武汉请示汇报,由余洒度代理团长。不料老母鸡变鸭,余副团长将代理做成了正式,等卢团长回来,不好意思,没您老人家的位置了。

余洒度这一着是典型的“下克上”,在军阀手段中也是属于顶没良心的!

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,不管后来事情如何变化,当时的余洒度确为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,不太可能做这种勾当。退一步说,即使他做了,部下一众热血黄埔生,怎么可能对其恶劣行径听之任之?

按警卫团原参谋长韩浚(黄埔一期,后脱党,官至73军军长,1947年莱芜战役被俘成就了粟大将军一世英名)回忆:卢德铭不是孤身一人回武汉的,而与他以及党代表辛焕文一起去的。

这就奇怪了,卢德铭自己去还可能说联络方式涉及机密,无法委托他人,但有必要把整个团部搬空吗?怕余洒度不方便抢班夺权怎么的?参谋长还罢了,党代表是负责监督军官的,怎么可以随便放弃职责?

据警卫团原辎重队长范树德回忆:1927年8月间,警卫团与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谈判,同意将明显左倾的警卫团番号改为灰色的江西省防军——改编是在8月底谈妥的,这种事事关重大,肯定要先统一思想;警卫团没赶上起义退到修水安顿下来,怎么的也得六七天,卢德铭最早也要8月10日后才可能动身前往武汉,不会对有关动议一无所知。

卢德铭他们不同意这么做。但余洒度他们认为这只是革命策略权宜之计,省防军名声不好听,却可以借此收粮派饷,解燃眉之急。

(宛希先)

这种观点很有市场,毕竟此时警卫团进退失据,没名没分形同匪寇,处境尴尬部队思想极其混乱——被派去谈判的是宛希先,此君在谈判中作用很大,按同去的范树德说法,宛希先以三寸不烂之舌一力说服朱培德;须知此人是后来追随毛主席上井冈山的主要干将,意志坚定毋庸置疑,连他都支持改编,何况等而下之者?卢德铭的理想主义虽然高尚,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革命也不能当饭吃,部队面临生存困境,他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能靠边站了。

问题是不管余洒度有多得军心,终究要面对一个得位不正的道德困境。如果卢德铭就此一去不返也就罢了,可他又回来了,还得到一个总指挥的空头衔,余洒度就有可能遭到掣肘,毕竟总有人是认老领导的。余洒度后来指挥失当,细究起来很可能都与此有关。

头等主力有这许多内部问题,其他部队也好不到哪去。

苏先骏为个人名位逼走了老同志余贲民,结果余贲民带着平江农军跑到修水投奔警卫团,余洒度正觉人手不足,当然笑纳。尽管有所补充,余团长还是觉得人马太少,跟朱培德谈判筹码不足,打算再拉上苏先骏。但他收留余贲民,等于是挖苏的墙角——中央本有将浏阳平江两部合编一团的指令,虽然没有落实,平江农军在名分上应该是苏先骏的部下。为了缓和与苏的关系,余洒度将警卫团一部送给了他(有资料说是一个营,也有说是三个连),然后将平江农军打散补充自己的缺额。这就看出余洒度比苏先骏会做人,他把余贲民抬到副师长高位,实际上是明升暗降,而余贲民本无多大野心,只要对方显示出尊老敬贤态度,他也就欣然接受了,所以警卫团比较顺利的合并了平江农军。

(余洒度)

此后余洒度又收编了被他们打败的溃军土匪邱国轩部,凑出三个团架子——警卫团本部为一团,邱部为二团(后改番号为四团),苏部为三团,如愿以偿拿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番号。

这么一通操作下来,看起来部队壮大了不少,其实得不偿失。一团缺编三个连,不是缺乏训练的农军可以迅速弥补的;苏先骏怕被吞并,不肯将三团移到修水汇合主力,换到的正规军也要重组掺沙子,免得喧宾夺主;在短时间内,各部总体战斗力是下降的。至于邱国轩部,未经革命改造也是不可靠的。

修水、铜鼓两路各有内耗,安源一路也不能独善其身。这一路本来是比较纯粹的工人武装(工人纠察队加矿警队),后来又加入了三县自卫军。本来安福莲花永新三县属于浏阳方言区,民俗接近湘东,与浏阳醴陵籍为主的安源工人没什么交流障碍。为了共同的目标,两家合编成一个团,但大家分属不同系统,还是有隔阂的;毛主席出于下一步战斗考虑,任命自卫军总指挥,当过北伐军营长有带兵经验的王新亚为团长。在毛主席看来安源工人是自己人,吃点小亏发扬一下风格没问题,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得顾全大局的,隐患还是埋下了。

四、临战

毛主席在9月初赶到安源,这时距湖南省委预定发动起义的9月9日已经很近了。他了解情况后匆匆做出部署:

正式组成秋收起义最高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(以下称前委),毛主席为书记,各路军事负责人为委员(委员有卢德铭、余洒度、余贲民、王新亚、苏先骏,应该还包括时任一团长的钟文璋),卢德铭为起义总指挥。

起义武装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,余洒度为师长,主席兼任党代表,余贲民为副师长。第一师下辖三个团:一团为原警卫团,二团为苏先骏部,三团为王新亚部——你没有看错,最初就是这么定的,战斗序列由北向南排序,当时前委根本不知道警卫团改编省防军的事,更不知道还有个二团邱国轩部。

具体战斗部署是,王新亚部沿株萍铁路(株洲至萍乡的运煤铁路)西进入湘,先取醴陵县再夺株洲,从南翼包抄长沙;主力一二团汇集合攻浏阳,充分发动群众后,在长沙近郊黄花市与三团会师,待长沙市内暴动接应,一举夺取长沙。

商议停当,事不宜迟,一面派人通知修水、铜鼓方面统一行动,毛主席自己也立马赶赴铜鼓指挥主力。

天有不测风云,事情总要发生波折。毛主席北上途中意外被反动民团抓获。这件事很有传奇色彩,知道的人很多,在此就不展开了,毛主席有惊无险成功脱身。这件事的主要影响是,毛主席弄伤了脚行动不便,晚了几天才到达铜鼓;另外与他同行的浏阳县委书记,预定出任二团党代表的潘心源逃脱后患上了肺炎,失去工作能力错过起义,毛主席失去一个可以制约苏先骏的人。

主席到达铜鼓,得知警卫团之前自行改编的情况,他平静的承认既成事实,同意将王新亚部改为二团,余洒度也投桃报李,将邱国轩部改为四团(以下二团指王部,三团指苏部,四团指邱部)。

但是余洒度否决了前委统一部署,他不同意来铜鼓汇合,而是直接出修水取平江,从北面威胁长沙——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三四句原作“修铜一带不停留,要向平浏直进”,就是指起义军出发地修水铜鼓,第一期目标为平江浏阳。

余师长这么做当然有他的理由:毛主席到的晚,他没有时间率部来铜鼓(如果不是余苏二人的私心,两部早就可以合兵),部下平江籍士兵迫切希望打回老家去(一团平江籍士兵不算太多,余洒度要连这点小事都控制不住,他这团长师长也不用当了)。真正原因是卢德铭已经回到军中,还被前委任命为总指挥,本来他一个光杆司令翻不起大浪,但如果得到毛主席支持那就有变数了。所以余洒度本能排斥与毛主席会面。

余洒度的做法明显违背军事原则。起义军实力并不雄厚,又在地理上分割成相距甚远的南北两块,联络不便无法有效呼应;一团取平江是进一步分散兵力,余洒度是打过仗的,不是私心作祟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失误?

五、举义

时至9月11日,预定起义时间已经过了两天,地方组织已经先期发动群众破坏铁路,秋收起义军事阶段终于开始。

按照余洒度的设想,一师师部率一四两团直取平江。一开始进展顺利,至9月12日,部队进至平江县长寿街,遭遇敌军一个营。双方正在交火,四团忽然叛变突袭一团,一团猝不及防,遭到重大损失,2营几乎被打散,弹药被服等辎重丢失殆尽,一团长钟文璋失踪(根据时任一团文书的谭政大将回忆,钟文璋不是在战斗中失踪的,而是战后精神崩溃自行脱队)。

这一仗一团伤筋动骨,但远不至毁灭性。1营3营仍基本完整,战士自带弹药也足够再打一仗,当面敌军不过一营,邱国轩部也是手下败将,如果一团发扬铁军本色,以哀兵之势决死反击,反败为胜机会很大。

但是余洒度犹豫了,在这个拼意志的时刻胆怯了,他和余贲民再三商量,终于决定转进南方会合三团再作道理。

这个决定在军事上自有道理,但对余洒度个人失分甚大——当初你牛皮哄哄自行其是,现在受到挫折就回家找家长?余师长的威信就这么渐渐丧失了。

一团出师不利,三团的情况也不好。苏先骏进军迟缓,先在白沙镇取得小胜,捣毁当地团防局,缴枪数十支。至9月13日,三团进抵浏阳县东门市,遭遇早有准备的敌军一个营顽抗,苦战多时不能突破,自身伤亡惨重,只得撤出战斗。

北路主力纷纷受挫,南线偏师一开始却春风得意。二团兵力充足,仅纠察队矿警队就超过一千三百人,加上三县自卫军超过二千,编制非常充实。

起义之前还有个小插曲,矿警队大队长陈鹏企图带队投敌阴谋暴露,陈及其同伙被王新亚逮捕处决,排除了深藏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。但这事毛主席做起来无妨,他在安源路矿多次领导工人运动威信很高,而王新亚做起来就在客观上给人清除异己的感觉,一些觉悟不太高的人不免要兔死狐悲,不能自安、平添疑忌。

二团旗开得胜,于9月12日占领醴陵县,开仓放粮成立革命政府。此后第8军1师张国威部一个团由北面浏阳县来攻,王新亚审时度势避实击虚,放弃醴陵反取浏阳,于9月15日歼灭浏阳民团百余人,夺取第二座县城。此后革命军轻敌无备,被回师敌军突袭,乃至惨败,几乎全军覆没。

王新亚之前表现优异,非不知兵之人,不会想不到敌人可能反攻,很可能是原矿警队官兵对其有抵触情绪,对他布置的警戒任务敷衍了事。

六、残局

9月19日,各路工农革命军会师于浏阳县文家市,前委第一次会集了五名委员,共商下一步行动走向。

会上余洒度、苏先骏坚持再攻长沙,毛主席主张暂时撤退保存革命力量,卢德铭支持毛主席,余贲民持中立态度,于是毛主席以书记决定权拍板,命令部队向湘赣边罗霄山余脉撤退。

卢德铭的支持是个意外。从后来表现看,卢是铁军出身,意志比余洒度坚强得多,此时各部尚有二千余人,反攻浏阳跟张国威再拼一拼未必会输,照理说卢更可能倾向于打。问题很可能是,卢德铭、余洒度有积怨,卢辛辛苦苦赶赴武汉见到向警予,只得到八七会议指示——向不是中央负责人,没法就卢余之争下结论;卢德铭灰溜溜回来,途中遇敌丢了参谋长、党代表(韩浚被俘,辛焕文牺牲),待在一师简直是孤家寡人,因此他对于和余洒度不同的观点,本能的就想支持。

9月23日,工农革命军退至江西萍乡芦溪镇,因为苏先骏大意无备,指挥部遭到敌人伏击。危急关头卢德铭挺身而出,亲率一个连拼死冲锋杀出一条血路,自己却不幸中弹牺牲。

卢德铭英勇献身为他挽回失去的军心,也将余洒度、苏先骏的威信打到了最低程度。

9月29日,革命军抵达永新县三湾村,部队受挫,士气低落,思想混乱,士兵不断逃亡,全军只剩下不到1000人。但是,只要有毛主席在,一切皆有可能。

在此危急关头,毛主席挺身而出,排除了旧军阀习气对部队的干扰,进行了著名的“三湾改编”,将全军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,在班排设立党小组,连以上建立党支部;党指挥枪,官兵平等。

对此,威信尽失的余洒度和苏先骏已无力抵制。

从此,这支部队成为完全由中共掌握的革命队伍,最终和井冈山的南昌起义部队一起成长为威震天下的解放军。

在毛主席之前,中共曾掌握不少左派武装,但这些部队都是旧军队,和军阀没有本质区别。

以本文关注最多的警卫团而论,余洒度取代卢德铭,跟唐朝藩镇部将驱逐主帅有何不同?实事求是的说,如果按“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”发展下去,一旦这些人习惯了收粮派饷的日子,那下一步就是抢地盘争权位了,这和国民党军队还有什么区别。即使还有少数人坚持理想,他们也只能脱离队伍另起炉灶。

毛主席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指出:红军所以艰难奋战不溃散,“支部建在连上”是一个重要原因。罗荣桓元帅也回忆说:三湾改编,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,正是从这时开始,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。如果不是这样,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,也只能变成流寇。

曾记那年九月九,是毛主席,挽救了秋收起义这支革命队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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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号作者简介:王正兴,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军事观察员,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,曾在步兵分队、司令部、后勤部等单位任职,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,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。其著作《这才是战争》于2014年5月、6月,凤凰卫视“开卷八分钟”栏目分两期推荐。他的公众号名亦为“这才是战争”,欢迎关注